当初周玉阳带着15名学生走出贵州大山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遇到阻碍。许多当地的村民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说我们一定是笑着出去，哭着回来。”朱美艳还记得离开家乡的时候，有人这样对自己说过。

    但是朱美艳跟他的伙伴们不信这样的“预言”，这些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们，身上却有着一股子犟劲，“我们要笑着出来，笑着回去。”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小女孩，一双大眼睛盯着黑夜里看不清的远方，一字一顿的说。

    面对新生活的种种困难，孩子们开始“反击”。早上6点起床铃声一响，同一个宿舍的孩子们会相互拉扯着起床，第一个穿好衣服的，把灯打开，冲着还在睡梦中的伙伴喊“起床啦起床啦。”

    为了照顾孩子们的学习，周玉阳在团洲中学任英语老师。周玉阳和学校的其他老师，在上课时都会特殊关照这15个贵州学生。为了弥补贵州学生跟当地学生的基础差距，周玉阳把学校分给他的一间10平米左右的宿舍，改造成了一个简单的小教室。自习课的时候，15个孩子就到这间教室，周玉阳为他们补课。

    江州镇的路面平坦，周玉阳给每个孩子买了一辆自行车，让他们学着骑车，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学的时候总摔跤，胳膊和腿都摔青了，但是学会了就很好玩。”学生罗鹏说。

周玉阳跟孩子们的合影

注：后排左三的女孩是周玉阳深圳朋友的孩子)周玉阳供图　《江西日报》杨继红　摄

    学校10公里以外，一栋独院的农房，是周玉阳的父母家，也是孩子们在江州的家。为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周玉阳的父母翻修了家里的老房子，还在院子里铺了水泥球场，架起篮球架和乒乓球台。孩子们最期盼的是周末，不仅可以休息，还能骑着车回家看爷爷奶奶，吃刘晚凤亲手烧的饭菜。

    慢慢地，孩子们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他们发现，原来江州话也不是很难懂，“听着听着就懂了。”而这个在江西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小镇，在孩子们眼里，好像跟家乡的乡镇没多大区别。“房子都跟我们乡里差不多高。”罗鹏笑着说，他们每周跟家里通一次电话，“现在还是想家，但是比刚刚到那段时间好多了。”

    现在，这15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面属于平均分布，各个成绩段的都有，周玉阳介绍，“这样我也就很满足了，我不刻意要求他们的成绩一定要在前几名，不给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自然成长。”

    他担心学生的心理成长

    供15个孩子生活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贵州支教之前，周玉阳在深圳是一名房产经纪人，有一定积蓄，但现在当老师，每月只有一千多元的教师工资，15个孩子的花销还是让他倍感压力。

    每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将近2500元，每个月的伙食费300元，再加上购买衣物等支出，算下来，每人每年需要将近8000元。虽然来江西之前，周玉阳与孩子们的家长商定好，每个孩子家长每年要负担1000元的生活费。但是周玉阳坦言，这只是为了设一个门槛，看看家长是否真心愿意孩子出来读书，“现在他们每人交的1000元，我一分钱没有动，都给他们存着。其中有个孩子的父亲最近得了一种很重的病，我还把钱退了回去。”周玉阳说。

    然而，即便资金上有压力，周玉阳也从来没有想过半途而废，“我的底线是让这些孩子能够在外面读够六年学，起码高中毕业，钱不够就紧着点花。”周玉阳甚至跟妻子做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我们就自己在地里种粮食吃，再不济，我深圳还有套房子，卖了房子总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不过幸好，周玉阳带贵州孩子来江西读书的事情，得到了他许多朋友的帮助，“都是我那些朋友主动找到我的，现在来讲，资金方面不能说百分之百没问题，但也不是大问题。”周玉阳说。

    解决了资金压力，孩子们慢慢适应江西的学习生活后，周玉阳又有了新的烦恼。这15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13岁，正值青春期，叛逆的时候。“不好管，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心理成长。”周玉阳坦言。

    期末考试的前几天，一名学生正在跟周玉阳“闹脾气”，平时说笑打闹都随意的师生，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过话。原来，这名学生在没有经过周玉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爷爷家的电动车骑走了，路上遇到两个骑自行车的小伙伴，还“怂恿”他们把自行车扔在路边，一起来骑电动车。

    周玉阳知道后，批评了他，“他们从来没有骑过电动车，这个镇虽然不大，但路上还是有蛮多汽车摩托车。”周玉阳坦言，面对这些青春期孩子们的成长问题，自己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我能做的只有引导，剩下的让他们自己去感受。”

    他希望回到山里办初中

    不久前，周玉阳得到消息，自己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希望资助15名学生中成绩较好的两个贵州孩子读到大学毕业，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大学毕业后要回到石板村去当老师。

    思量之后，周玉阳决定将其中一个名额给16岁的罗鹏。罗鹏的父母和哥哥在贵阳打工，靠给人背砖为生，一个月下来一家人有三千多元的收入。在石板村老家，只剩下爷爷奶奶和一个上六年级的妹妹相依为命。

周玉阳指导罗鹏学习

    有人资助上学，当然是好事，然而这对于罗鹏来说似乎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好不容易走出了祖辈生活的大山，难道又要回去？

    罗鹏没有立即表态，他跟周玉阳说，要先打电话询问父母的意见。电话那头，父亲罗兴举沉思了一会儿说，“按你自己的想法办吧。”

    在罗鹏的父母看来，罗鹏是个幸运的孩子，“如果没有周老师，他现在就跟我一起在贵阳背砖呢。”虽然从没有读过书，但是母亲高振英明白，村子里还有许多没有罗鹏这么幸运的孩子。“可怜哦，所以罗鹏以后能回来教书，也是好事。”然而眼下，让罗鹏父母发愁的是，还在石板村读六年级的女儿高云，半年后也即将升入初中，她的未来还充满着不确定。

    “那我就同意回去了。”罗鹏挂掉电话，也给自己的未来做了决定。“那我就回人家的话，过几天就签协议，你可不能反悔哦，罗老师。到时候反悔，人家要跟我打官司就麻烦了。”周玉阳拍着罗鹏的肩膀半开玩笑说。

    “嗯，不会的，你放心。”罗鹏的回答声音很轻，但他明白，自己的责任之重，“做出选择，就要承担。”

    对于罗鹏的决定，周玉阳感到欣慰。实际上，在把这15个孩子带出来的时候，周玉阳和妻子抱着一个愿望：他们希望这15名学生在学成之后，能够返回石板村去帮助那里的教育“如果今后他们能回去，那么我带他们出来的意义也不仅局限在改变他们辍学的命运，我们就还能帮助更多的孩子。”周玉阳说，如果有可能，他和妻子还想再带一两批学生出来读书，“人多了，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愿意回去。回去的人，能够教出更多的孩子，他们通过学习走出深山，学有所成再回到家乡……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慢慢改善当地的教育情况。”

    而周玉阳和妻子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培养出足够的教育人才后，大家能够一起回到孩子们的家乡去办一所初中。孩子们知道周老师的这个愿望后，平时聊天的时候还会讨论谁适合教什么科目。

    现在，周玉阳把学校的名字也想好了，叫“新民中学”。取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对话周玉阳

    “没法说服自己不管他们”

    记者：这15个孩子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一定要保证他们读初中？

    周玉阳：支教两年时间，我天天跟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在一起，感情已经很深厚了。从情感上来讲，我舍不得。而且，对于这些孩子来讲，不能读初中，我觉得十分不公平。这些山里的孩子，不跟远处的比，就跟县城里那些孩子比，我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山里的孩子就读不出来初中？如果你说是两个国度之间的不公平，我还可以理解，但是，从石板村到赫章县城不过30多公里的距离，孩子们的命运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样子。在这样的反差下，我没法说服我自己不管他们。

    记者：可是有人会说，你管也只能管到这15个孩子，还有更多承受你所说的不公命运的孩子，你管不到。这15个孩子在当地学生的比例，可能连百分之一的比例都达不到。

    周玉阳：是的，单从统计的意义上来讲，我做的这件事情似乎没有那么大意义。给当地孩子总体可能带来的改变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抛开统计数据，这15个孩子，就是当地的十多个家庭，他们读书读出来了，就能改变他们的家庭甚至家族。

     并且，我希望对他们的培养，能够形成一个循环，有人愿意回家乡去教书，那么他们就可以影响更多的孩子。

      记者：带孩子们出来，他们的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有律师了解你的事情后表示，即便跟孩子的家长签订了协议，但是出了问题，你仍然难以免责。

     周玉阳：我跟家长签协议，也并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更多的还是想让家长们意识到，不能说孩子在我这里，家长就可以撒手不管了。既然都把他们带出来了，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我也不可能不管，我会尽最大的能力去解决问题的。

     记者：带孩子们出来读书，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支教的逆向思维，你觉得这种模式可以复制或者说推广么？

    周玉阳：我觉得可以。因为现状是，贵州那边太偏僻，教育资源匮乏，老师不愿意去教学。而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地方，教育资源丰富，像团洲中学，只有3个班，但是有8位老师。既然教育资源流动起来困难，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政府间的合作，让学生流动起来呢？相对于外来的支教者，当地出来的孩子在当地扎根的可能性更大，这样反过来更利于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

   记者：放弃深圳衣食无忧的生活不后悔吗？

    周玉阳：工作赚钱不就是为了快乐么，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很快乐，何谈后悔？

    记者：对于家庭呢，妻子儿子都要跟你在农村受苦，尤其是你读初三的儿子，本来可以在深圳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你为了支教，曾经把他转学到贵州的县城读书，现在又跟着你转学到江西农村。

    周玉阳：开始他们不理解我，但是跟这些孩子接触后，妻子和儿子也慢慢的接受了。对于儿子，我多少有些亏欠。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什么是好的教育呢？以前他在深圳读书，让我给他买iphone，理由就是班上同学都有，他为什么不能有。但是现在，在这里，我每个星期给他20块钱，他就很高兴了。农村物质条件差一些，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深圳的一位朋友，觉得这里的环境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还特意把女儿转学到我们中学读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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