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军长程子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一个卖货郎的努力。
红25军长征经过河南卢氏县时，程子华军长带领3000名红军成功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完成了战略转移，保全了有生力量。
在此期间，程子华遇到了一个小哥，这位小哥是一个卖货郎，这次之所以能够成功转移，多亏了他。所以，在建国后，当了山西省委书记的程子华，几乎第一时间就在寻找这个人，线索并不多，程子华只模糊地记着，货郎哥的名字叫陈廷献。
1985年，中央军委编纂军史时，寻找陈廷献的事儿又被提上了日程，在此之前程子华也曾苦苦寻觅多达6次，鉴于当时政务繁忙，精力有限，人手有限，一直未能寻找到他的下落。
军委红25军战史编写组决定再次派人加大力度寻找，并且扩大了寻找范围，先后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地查找陈廷献的消息，老天不负有心人，辗转多地苦心搜寻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告诉来客，老人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
另外，老人的名字也不叫陈廷献，而是叫陈廷贤，因为当年陈廷贤在跟红军说交流时有严重的口音，程子华等人误将陈廷贤听成了陈廷献，也正是因为这一字之差，才一直没有找到他本人，为此，程子华也非常遗憾。
陈廷贤到底做了什么，程子华会这么煞费苦心，大费周章地寻找他呢？
陈廷贤，1911年出生，山西晋城人，从小家里比较贫困，屋漏偏逢连夜雨，父母又双双去世，只剩下他们兄妹四人相依为命。
在12岁时，家里实在是没有粮食可吃了，两个妹妹活活饿死，长兄如父，他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弟弟饿死，最终决定将弟弟送给别人，这样总比跟着自己挨饿好，自己一个人则从此开始了飘荡的生活，为了生计，四处做苦工。
1923年，那年他刚刚13岁，来到了晋南的运城做井下挖盐的苦工，后来又开始自己挑担卖盐，最后在卢氏县落脚。落脚之后，他做起了卖糕点的小买卖，他经常到集市上去，挑着担子叫卖糕点。
1934年的一天，陈廷贤像往常一样去集市卖糕点，还有20多里地就到集市了，有一个人向他问路，他停下了脚步。
陈廷贤快速地上下打量了一下问路人，只见这个人穿着一身红军装，腰上还别着把枪，陈廷贤并没有感觉到害怕，反而感到有点亲切。
以前他已经听说过一些关于红军的事儿，知道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对平民秋毫无犯，这使穷苦人出身的陈廷贤对这支队伍产生了莫大的好感。他自己也曾经在集市上看见过这样的一幕：红军的小分队在集市上买东西，他们对待老百姓非常和蔼可亲，而且交易公平，童叟无欺。
陈廷贤还曾经听过，有一个红军侦察员，在外出公干时经过一个老百姓的家门口，看到屋檐下的柿饼，顺手摘了几个。当然，他顺手还留下了一些钱。但是看门的老太太没看清留钱的动作，把红军侦察员误当成了土匪，以为他是来抢东西的，吓得叫了起来。
红军知道了此事后，觉得这样的行为破坏了红军的形象，于是给予这个士兵以严厉的处理。通过这件事，红军队伍的纪律严明，让陈廷贤非常佩服和尊敬。
回到陈廷贤与红军的对话场景，当他看到是一位红军战士在问路，马上表现得非常热情，在与这位红军的谈话中，陈廷贤很快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问路，而是关于红军3000多人性命攸关的行动。
1934年11月16日，程子华带领红25军近3000人的队伍进行战略转移，他们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分队”的旗帜，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了红军长征之路。
11月19日，红军25军进入到了桐柏山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围追截堵，他们必须准确地掌握国民党的军队部署情况，还有周围的地理环境。
时任鄂豫边工委书记的张星江，对当地的环境比较熟悉，得知红25军经过此地的消息后，立即联系地下党组织，加入到了队伍中，为红军长征提供帮助。
经过张星江的分析，桐柏山这一带区域比较狭窄，一方面敌军重兵压境，二是这样的地形对于大部队作战没有优势，所以此地不宜久留，建议红军继续西奔，进入伏牛山区。
当红25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时，却被早已埋伏在此的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加上冬天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战士们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动了，身上穿的衣服也很是单薄。
在独树镇遭遇的这一战，让红25军命悬一线，但是红军战士们鼓起勇气，最后还是顽强地冲出重围，继续向前艰难行进。
长征之路注定充满了艰难险阻，刚从独树镇“死里逃生”的红25军，接下来，又陷入了困境。
12月4日，红25军抵达了卢氏县，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更大的麻烦，红军的处境变得更加凶险。战况十分紧迫，根据红25军军长程子华的回忆录《艰苦转战长征入陕》中记载：“从伏牛山入陕西，必须从这两个隘口经过，朱阳关和五里川……”但是，恰巧这两个隘口有敌军驻守。
这也许并不是巧合，因为敌人也很清楚，要想进入陕西，五里川和朱阳关是必经之路，只要死死地守住这里，没有一个红军能顺利通过。
早在半个月以前，蒋介石就已经派开封的陕军第19军60师驻守在此，并且在这里构筑了工事，等待红军自投罗网。
这还不是更麻烦的，为了围追堵截红军，各方面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上官云相率领的5个旅兵力的“追剿队”还紧紧地跟踪在红军的后面。
庞炳勋的第40军、别廷芳的民团在左右两侧夹击，北边则是天堑——黄河，“前有狼后有虎”，前进无路，后退不得。
面对这样恶劣的形势，很多同志感受到了重压下的绝望，有人提出，干脆与敌人硬拼一场，比如部队中有一些伤病员，他们为了不连累部队，不当“累赘”，商讨之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他们决定集体断后，这样就可以把抬担架的健康战士充实回到大部队中。
为此，他们集体写了表决心的血书，在血书上面也写上了各自的名字、籍贯，联名上报给军领导，态度十分坚决。
军医院的7名女护士，也一起立誓：
“绝不拖累组织，誓死不当俘虏，如果冲不出去的话，我们7人，一起跳崖！”
难道红25军就将这样全部覆没在这里吗？
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军政委吴焕先等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膀上的重担，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整个部队安全地带出去，冲出重围，不到紧要关头，部队成员一个也不能少。
现在的形势，出去跟敌人正面冲突是不可行的，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他们深信天无绝人之路，一定可以找到一条出去的路。
几位领导人商量之后，决定充分利用当地人民群众，寻找能够熟悉当地环境的人，最好是知道一些能够避开敌军的小路。
于是，红25军派出几名侦察员在当地四处打探，但是回报上来的结果不容乐观，侦察兵的报告是周围的村子里年轻人太少，基本都是老人守在家里，无人相助。
苦苦等待着的指战员们有些沉不住气了，但是老天不负有心人，最后回来的那位侦察员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事实上，他把这个愿意帮忙的人也一并带了回来，这个货郎很愿意给红军带路，他知道一条能够入陕的小路。
程子华听后大喜，赶紧出面亲自接待了这个货郎，他正是陈廷贤。
陈廷贤来到部队后，程子华在接待他的过程中，询问起来，发现这位货郎小哥也是山西晋城人，程子华自己是地道的山西运城人，而陈廷贤说曾去过运城做过苦工。老乡见老乡这种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程子华听完陈廷贤的人生境遇和现在的处境后，觉得这个小哥的人生大不易，感伤万分。紧紧地握住陈廷贤的手说：“老乡，真是辛苦了你，等我们革命成功了，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
听到来自“大官”老乡的理解和关心，陈廷贤心生感动，声泪俱下，拍着胸脯说：“程军长您放心，我一定能带你们出去！”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陈廷贤常年肩挑着糕点四处奔波，对陕豫交界这一带的小路十分熟悉。
陈廷贤当即建议程子华当天晚上就动身出发，他表示，虽然这条小路非常不好走，但是能绕过朱阳关和五里关这两个隘口，直接通往陕西洛南。
为了能够尽快离开卢氏县，1934年12月5日凌晨，在陈廷贤的带领下，主力部队动身出发，他们沿着一条深涧峡谷继续前行。
我军同时派人在朱阳关附近的村子里到处贴标语、虚张声势，给敌军制造部队将从此入陕的假象。
为了防止敌人的埋伏和偷袭，决定由副军长徐海东首先带领先头部队开路，然后由李金德、吕清两位连长带领各自的队伍，每支队伍配置7挺机枪，从峡谷的两测山脊行进，居高临下，掩护主力部队前进。
最后，经过三天三夜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陈廷贤终于将红军带出了重围，敌人围剿红25军的计划又化成泡影，红25军的领导们对这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小货郎，表示发自肺腑的感谢。
3000多名红军战士的生命啊，多少奖励也不为过，程子华决定给予陈廷贤“重奖”200大洋，但是陈廷贤怎能安心地收下这些钱呢？他心里想的是：红军是真心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事儿的队伍，做这些事儿是自己应该的，他从不
后悔，心甘情愿，不求回报！
程子华听到陈廷贤此番心声，对这个货郎小老乡更加刮目相看，非常敬重他，在临终告别之时，对这位兄弟恋恋不舍。
陈廷贤拒绝了他们的谢礼，红军领导们总觉得亏欠他点什么，于是程子华想到一个主意，为了记住这位救25军于水火之中的英雄，他特地找来了笔和纸，在纸上写下一句话，并盖上了随身携带的大红印章，然后将纸条递给了陈延贤。
这张纸条上写着：“您为红25军立了大功，从今天起，您就是共产党人了！”
陈廷贤看到后，十分感动，此时的心情简直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他的眼眶里顿时充满了泪水……
与红军告别以后，陈廷贤就开开心心地踏上回家的路，但是他给红军带路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后来被民团的人知道了，他刚到家没多久就被抓了起来，关押在卢氏县的一个庙里。
民团的人审问了他三天，不断折磨他，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陈廷贤什么也没有说，始终不承认给红军带路的事儿。最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民团的人拿他也没有办法，无奈将他释放。
当他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将纸条藏起来，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把这张纸条藏在了自己家土坯房墙上的一处缝隙里。
从此以后直到建国前，时局动荡，他再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给红军带路的事。
1940年，陈廷贤回到山西晋城老家，这是他13岁离开家后第一次回来，他在老家成了家。结婚之后，陈廷贤还是带着妻子回到了卢氏县，选择了在此定居，他盖了两间小土房，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不幸运的是，红军给陈廷贤的那个表彰的纸条，在抗战期间，由于卢氏县经常被日寇烧杀掠抢，在敌人不断杀人放火的过程中，他的房子被日军烧毁，纸条也跟着一起烧毁，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
解放后，陈廷贤在卢氏县的一家副食品公司工作，在市场部当售货员，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地过着自己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但是，共和国不会就这样忘记了这位曾经为红军做过贡献的“功臣”。
这么多年，程子华一直在寻找陈廷贤，曾经派人去过晋城找过他，但是却没有找到，刘清华也曾经到河北寻找过，还是失望而归，后来才知道因为口音的问题，将“陈廷贤”说成了“陈廷献”。
庆幸的是，人们最后找到了陈廷贤。
自从获得了程军长的认可，陈廷贤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为人处世言行举止都应该别常人更加注意，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1950年，他郑重其事地向组织请求交党费，多次向组织上提起“党籍”、“纸条”的事儿，基层组织有点疑惑，一个普通群众需要交什么党费呢？便问他原因，陈廷贤将这个深埋在心里很多年的“秘密”说了出来，详细地讲述了当年如何给红25军带路以及如何成为“共产党人”的过程。
空口无凭，基层组织也不敢相信他的话，毕竟，能够证明此事的那张纸条也不见了，最后组织上也就没承认他是共产党员。
进入六十年代中期之后，陈廷贤也未曾敢忘自己的“真实身份”，自己可是曾经为红25军带过路，帮助他们脱离敌军的围剿的“共产党人”，结果却被诬蔑是“编造历史”，给自己贴金，这样一位“红军英雄”遭到了无情地嘲笑，他的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导致一度精神失常。
陈廷贤临终前，曾经嘱咐过他的子女们：
“我啊，活，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生死与党同在，死后将我埋在县委党校的旁边......”
1983年，中央军委负责重新编辑红25军战史的编辑人员，通过不懈地寻找，经过相关部门的确认，最终找到了陈廷贤在卢氏县的住址。
但此时的陈廷贤已经重病在床，意识不清。令人遗憾的是，他永远也不能知道，他所牵挂的上级组织来找他了。
1984年，陈廷贤去世，享年73岁。
当陈廷贤的家人向组织上说起了陈廷贤之后的这些经历，前来寻找英雄的人们表示非常的同情。消息传到程子华、刘清华两位将军那里时，他们也为陈廷贤的坎坷经历和刚刚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遗憾，不禁泪满衣襟，痛惜这位“布衣英雄”。
卢氏县委了解了陈廷贤的事情之后，决定为他平反。陈廷贤的英雄事迹，也感召了所有卢氏县的百姓们，卢氏县专门还为他立碑，用以纪念这位布衣英雄。
按照陈廷贤生前遗嘱，人们将他安葬在县委党校旁边的公墓里，上面写着“陈廷贤之墓”，还有一颗红艳艳的红星，墓碑的背面，刻着的是他的英雄事迹。
如今，在卢氏县县城里的一个广场上，矗立着8根大石雕柱，它们叫做“红军柱”，上有精心设计的浮雕，浮雕上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土地法》、《送子参军》等拥军主题的内容，其中《我带红军出重围》一幅，则展示了货郎陈廷贤挑着货郎担子为红军战士带路的情节。
后来，卢氏县建立了一个党史馆，而陈廷贤为红军引路的英雄事迹也被写入1985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军史》，涉及他本人的篇幅共有300多字，身为一名普通百姓的他，因此一跃成为“军史布衣”第一人。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大型文献片《北上先锋》中，也呈现了陈廷贤的珍贵镜头。
小小货郎义救3000多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此便代代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