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女子与男子干同样的活，拿同样的薪酬司空见惯。然而，曾几何时，女子的活动范围被圈限在院墙之内、锅灶之边。
慢慢掀开尘封已久的历史面纱，贵州高原中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子－－息烽县养龙司镇堡子村，半个世纪前，该村率先实施“男女同工同酬”，促使粮食增产增收的典型事迹，被写成“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报道发表在1955年10月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通报》第99期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了此文，并以“本书编者按”的名义，为该文题写了“这一篇文章不长，容易看，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的批示。
中国男女同工同酬第一村
“姐妹们，快出来，不信命，不信邪。而今妇女解了放，快快出来把身翻，生产劳动大舞台，要与男人比比干，看谁还在门缝看。”这是一首堡子村妇女解放初期常唱的山歌，这首歌是动员的号角，也是妇女们对歧视和轻视的抗争。
当时当地，广为流传的是“嫁男嫁汉，穿衣吃饭；妇女下田，天干三年”，“三个黄花女，敌不过一个懒散汉”，还说“女人哪怕你是一朵鲜花，也只能在灶台边铲锅巴”。丈夫不赞成妻子外出干活，男人不欢迎女人一起劳作，社会不主张女人参加劳动生产，女人只能在家里操持家务，在家里和社会上的地位，自然也就不如男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息烽县遭受旱灾、虫灾和洪灾，粮食普遍减产，人均口粮不到300斤。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堡子合作社把妇女看成半劳动力，因而妇女们也不愿参加生产劳动。
1953年12月，中央颁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下达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任务指标，全国迅速掀起了农业大生产热潮。1954年，养龙司乡堡子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议定男社员每天记7分，女社员只记2.5分。
不合理的评分标准，不合理的计酬方式，于是，堡子村开始了“男”和“女”的较量。
“男女同工同酬是争来的，是比出来的，不是男人们赏赐的。”当年的妇女队长易华先如是说。
妇女赵玉华就和大男人吴炳柱比赛撒菜子，结果赵玉华撒的菜子又匀又多，可还是吴炳柱评了七分，赵玉华只得两分半。妇女们气愤地说：“做两三天才抵到一个男的，还不如给自己家里采猪草合算些！”
如今77岁的周国珍老人记忆依然深刻。当年种烤烟，开始还不给她评工分，但周国珍的烟烤得确实比不少男人好。合作社领导问：“我们半边天做的烟怎么样？”那些不愿给她计工分的男人们只好说：“还算可以。”烤烟是个体力活，原来都只是男的做，但周国珍却一做就是八年。不仅如此，周国珍绝不相信“妇女下田，天干三年”会把田犁死的说法。于是，她带领妇女们去田里栽秧，尽管男人们不高兴，但她和几个妇女一直坚持自己天天下田，收割谷子，比男人还厉害。周国珍回忆说：“边干活还边唱山歌，总感觉高兴得很，劳动光荣啊。”
现年78岁的邓丛芬当年也不信这个邪，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胜过他们，这样他们就没有借口了。她号召妇女不跟男的一块干活，她们自己做另一块，男人们担粪，她们同样担粪。邓丛芬发动劳力好的去担粪，劳力差些的就去刨窝、播种。同样一块地，妇女先做完，男的却后做完。
“计工分方法不公平，男的做一天活得七分，为啥女的只能得二分半？”“新中国提倡男女平等，男女应该同工同酬，评一样多的工分！”以易华先、赵玉华等为代表的出工妇女向合作社党支部强烈提出“同出一天工，男女要计同样工分”的权益要求。
围绕男女能否同工同酬，堡子合作社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一些思想保守的男社员认为：“妇女下田，天干三年”，“婆娘掌犁，牛瘦脱皮”。赵玉华气愤地说：“解放前妇女没有下田，为啥天也干？妇女没有掌犁，为啥牛脱皮？”她鞋子一脱，裤脚一卷，第一个吆喝着赶牛下田。
在她们的带动下，女社员们边做边学，很快就有17名妇女学会打田、打耙、栽秧，原来看不起妇女的男社员说：“妇女下田，不是天干三年，而是一年跃过一年。”堡子村的妇女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和努力争取到了男社员们的认可和支持。
合作社党支部经过研究，最终同意了妇女们的意见，明确规定：实行劳动定额到作业组，评分到人，一律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不论男女都应该根据生产质量的好坏和生产数量的多少来评定工分，充分调动妇女的生产积极性。
推行男女同工同酬后，堡子合作社23名妇女，除一个年纪较大的在家带小孩外，全都参加了集体生产，原来要十天才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后，只要七八天就可以完成了。堡子附近的互助组、贺树组和刘正清组，田土都比堡子好，但两个组都减产15%左右，而堡子却实现增产，到1954年，全社人均口粮达500余斤。
秋收以后，堡子村合作社的妇女干部由1名增加到3名，成了村子里破天荒的事情。
堡子率先实施“男女同工同酬”，促使粮食增产增收的典型事迹，被写成“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报道发表在1955年10月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通报》第99期上。1955年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了此文，并以“本书编者按”的名义，为该文题写了“这一篇文章不长，容易看，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的批示。从此，“男女同工同酬”在全国蔚然成风。
息烽县堡子村
随着堡子经验在“全国各乡各社普遍照办”，名不见经传的堡子村成为率先在全国推行男女同工同酬的第一村，随即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开启了男女同工同酬的伟大时代。
“半边天”的文化渊源
从此，“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如春雷般响彻大江南北，堡子村妇女以一种自信、自立、自尊、自强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作为堡子村的“半边天”代表，易华先多次被选为县、乡人民代表和省市县妇女代表，1977年8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晋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与其他代表一道，受到时任主席华国锋的接见。回来后，易华先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讲，成为息烽当年的“大红人”。
在毛泽东主席批示精神的鼓舞下，养龙司乡堡子村生产建设一直走在全县乃至全省前列，多次被评为全县“红旗单位”，成为息烽县的“第一面红旗”，其先进事迹多次被中央新闻媒体报道。
历史的偶然中，有着历史的必然。
养龙司有深厚的文化传承，舞龙、书法、绘画、象棋等艺术门类在当地群众中广为传承。在源远流长文化自豪感的潜移默化下，养龙司人素来昂扬上进。
抗日战争初期，息烽官绅、富户和有文化知识的妇女就组建了息烽县妇女抗日救国临时后援委员会(简称妇救会)。红军长征两次途经息烽，在息烽很多地方留下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宣传标语，启迪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妇女们。
在“军统魔窟”息烽集中营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狱中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劳动光荣等进步思想，也给息烽妇女播下了妇女解放思想的火种。
堡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属于比较贫困的地方，这个地方又是在贫困地区中相对开放的地方，一方面，这里固守着旧的秩序和观念，承袭着妇女不下田的民俗；另一方面，这里又因其地域的开放性和较好的文化传承，使妇女受到了妇女解放运动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渴望与男性有相同的地位、权利。
土地改革时期，息烽一些苦大仇深的妇女率先冲破家庭束缚，不顾世人闲言碎语，积极参加清匪反霸、拥军支前、土地改革、禁烟禁毒、“三反五反”等运动，并涌现出了“八珍一华”((郭启珍、吴德珍、唐庆珍、邓锡珍、杨大珍、袁顺珍、刘素珍、邓祖珍、凃再华))等一批杰出的妇女人物，她们搞土改、分田地、抓生产等事迹在当地广为传诵。
同工同酬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批示后，堡子合作社妇女干劲更足了，在老党员邓春芬、妇女队长易华先等的带领下，挖井、修堰、补渠、开山造田，日夜奋战，田边地角到处都是妇女的身影。堡子合作社率先在全县解决吃粮问题的成功做法，受到县委、县政府表彰：奖励耕牛，并戴上大红花在县城游行、演讲，成为那个时代一道绝妙的风景。
1958年，息烽县九庄区第二生产队妇女学习“堡子经验”搞起了妇女试验田。
上世纪60年代，堡子生产队有了稻米加工房，妇女已渗透到生产各个领域，劳动分工更加科学合理。当时的宣传口号是“能开机器能种田，妇女能顶半边天。”
上世纪70年代，堡子妇女搞起了地膜育苗，依靠科技夺取农业高产。时任生产队队长的徐孝伦回忆，为解决吃饭问题，把原来田坝里荒废的150亩土地也改成水田耕种，泥土贫瘠的地方就担土上去填……这些活都是妇女们做的。“从1972年起，我们队里再也没有为吃不饱的问题而发愁过。在山坡上劳作时，妇女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那种精神至今想来也令人十分感佩。”徐孝伦说。
1978年5月26日，《贵州日报》发表题为《坚持政治挂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堡子生产队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调查》的典型报道。
一腔赞歌咏唱不完
妇女能顶半边天，劳动力被充分调动，从1976年起，堡子村除完成国家规定的公、余粮任务外，每年还主动向国家多交纳粮食1.5万斤，直到2003年国家提出免交农业税。
50多年过去了，堡子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栋栋漂亮的新房屹立在青山绿水间，一条条机耕道在田间纵横交错，宽阔平坦的水泥道路延伸到各家各户，集中连片的大棚蔬菜长势喜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景象。
2008年，堡子村人均年收入上升到5000元，一跃成为息烽县的富裕村。堡子村先后被中央、省、市评为“全国精神文明活动示范点”、“省创建文明村镇”、“省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2009年，全国妇联授予养龙司堡子“全国妇女教育基地”的光荣称号。2010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巾帼示范村”。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半边天”文化也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其内涵和精神实质，提炼出“追求平等、团结协作、敬业爱家、敢为人先”的堡子精神。以今天的目光看来，同工同酬为社会撑起了半边天，实际上是支撑起了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
养龙司堡子“半边天”文化蕴涵着巨大的品牌效应，息烽县正在深入挖掘和包装，耗资200百万元打造的“中国·堡子半边天文化陈列馆”开馆在即，包括两大板块、多个项目的贵州息烽半边天文化旅游景区详细规划进入最后审定阶段，今年已争取到1000万资金用于堡子村田园、管网、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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