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前日,一则《“限塑令”施行7年名存实亡》的新闻,引发热议。实际上原文是一篇人民法院报上的评论,是一篇拼凑之作,不过“名存实亡”、“超市大赚”等说法确实挺博人眼球。而昨日,人民日报采访了发改委环资司,说法却完全不同,大力赞扬“限塑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现实?
一篇不太高明的评论文章引发了对“限塑令”的关注
不可降解的塑料袋,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对于这一点人们早已熟知。2008年6月1日起,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这就是许多人都听说过的“限塑令”,目前已经实行七年多了。
由于塑料袋是一种与民众关系很密切的日常用品,“限塑令”到底有没有用自然很多人有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人看来,这项政策确实没起到太大作用。因此这篇《“限塑令”施行7年名存实亡》的评论很容易就引起共鸣,甚至引发“批判公共政策”的责任感,这篇文章中的“超市每年仅出售塑料袋就能赚上千万元”更是容易引来叫骂。
不过,这篇评论文章前日引发关注后,有不少“心眼多”的读者却有所疑问。比如文章提到“全球每年塑料总消费量4亿吨,中国消费6000万吨以上”,考虑中国的人口这比例并不高,似乎表明不了中国塑料污染有多严重。再者,超市靠卖塑料袋一年赚千万元也显得难以置信,要知道塑料袋才几毛钱一个,超市哪有那么大的使用量?除非说的是大型连锁超市所有门店合计赚了千万元,但这就意义不大了。还有些人则觉得确实与自身经验不符,因为他们感受到超市自带购物包的人确实是增加了。
超市使用自备购物袋的人确实在增加
其实,考察一下这篇来自人民法院报的评论,就会发现这篇文章确实不太高明,而且从其他文章拼凑了不少内容,只是一些说法博得了眼球,引发关注有些偶然性。前述的疑点也确实有问题。首先中国其实是塑料生产大国、消费大国,2012年塑料制品表观消费量约为8400万吨,约占世界塑料消费总量的1/3,当然这与塑料袋是两码事,提这个内容本来就颇奇怪。再者许多报道都提到“大型超市一天销售购物袋平均为3000个”,塑料袋的营业额一年也就20万元左右,能找到最多的也就50万元左右,达到千万营业额几无可能。而且也称不上靠卖塑料袋大赚,不少超市负责人都提到卖出的塑料袋不到客流比例20%,不足营业额的1%。
所以,确实没有必要被一篇文章就牵着走。
而昨日,果然就出了一篇反驳“限塑令无用”的有分量报道。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获悉“自2008年6月1日“限塑令”正式实施,7年来成效明显,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了2/3以上,累计减少塑料购物袋140万吨左右,相当于节约840万吨石油、节约标煤1200多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近3000万吨。”
报道还提到,根据有关协会调查,2009年以来,我国塑料购物袋消费量持续保持在80万吨以下,其中超市等零售场所保持在30万吨以下。2015年,国内塑料购物袋消费量约70万吨,其中超市等零售场所约30万吨。“消费者自带购物用具现象增多,不少学校等公共机构开展了宣传活动,购物袋多次重复利用意识增强。”——在官方看来,“限塑令”不仅有良好的环境效应之外,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非常肯定这一政策。
支撑这一说法的学界研究有不少,比较有分量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学者何浩然等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称通过在“限塑令”执行前后分别开展大规模调查,发现“塑料袋消费量的减幅在完全执行政策的超市达到近80%,而在未完全执行政策的农贸市场也接近60%,并且政策执行使与塑料袋消费相关的塑料袋使用效率、替代品使用行为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其他学者也通过类似的调查得到相近的结论。
贵州百蚂蚁连锁店购物袋收费提示
不过,这种认为“限塑令”有效的说法,并未成为主流。自2008年以来,多数舆论确实认为这一政策的效果不太理想。经常有类似《 “限塑令”为何会沦为“一纸空文”?》等报道的出现,这些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大型超市商场“确实听话”,然而“集贸市场、路边小摊,不合规定的免费塑料袋信手拈来”,因此觉得整体上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据贵州百蚂蚁连锁店负责人透露,他们在县城的小型连锁店都严格执行了国家相关政策,购物袋收费,但其它江浙老板开的超市为了招揽生意,都免费提供。
至于环保效果,该负责人列举了一个数字:如果购物袋不收费,每天要消耗1000个以上,有些消费者购买一支牙膏,一瓶饮料都要求拿一个购物袋。明明一个购物袋足够的,有的消费者吵着要两个甚至更多。
购物袋实行收费后,每天也就消耗100个左右。大多数消费者手里能拿的,自己包能装的,为了省去一毛五分钱,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还有少部分消费者自带购物袋。
该负责人说,要起到环保的效果,必须要将农贸市场以及其它小规模购物袋实行收费才能收到效果。
另据位于贵阳市中曹司华丰批发市场内专门批发购物袋的福建老板黄秋堂介绍,仅仅他一家,一个月的销售量就在20吨左右,贵阳市一个月的总销量估计不下100吨。
白色污染依然形势严峻。
这些说法也有数据支撑,一家叫“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组织2013年曾表示,“我国每年生产塑料袋需消耗塑料200万吨,从2008年‘限塑令’实施至今,5年间减少量仅是消耗量的10%。”这一说法与发改委“7年减少140万吨”的说法相比,减少量是吻合的,但整体消耗量不同,评价也完全不同。而按照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季君晖的说法,全球每年生产约700万吨塑料袋,“我国每年生产300万吨左右”,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在他看来塑料袋问题也依然严重。
来自环境监测方面的数据表明,“限塑令”的作用不容乐观
如此众说纷纭,“限塑令”的效果到底有没有确切的结论?相比起对人们的模糊说法进行调查、和来自行业协会真伪莫辨的数据,也许考察来自环境监测方面的证据会更有意义。
复旦大学的周红等环境学者,曾在2008年实行“限塑令”前后,对上海市杨浦区3个居民小区塑料袋消费情况进行了调研,考察的对象是居民生活垃圾中的塑料袋。 结果发现:“限塑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塑料袋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居民日常塑料袋的使用量有所下降。但是,“限塑令”减量化的作用并不明显,基本局限于大超市和商场等正规零售商。对于占了消费结构近60%的无标识塑料袋,“限塑令”基本上没有起到约束作用。以至于当超市和大商场塑料袋的免费使用被限制之后,反而助长了无标识塑料袋的消费,从而架空了“限塑令”减量化的效果。
同济大学的学者董晓丹等,则持续考察了2007年至2011年间,上海市生活垃圾中塑料袋的含量。调查结果显示,“限塑令”实行后开始两年含量有所下降,却均高于“限塑令”实施前 2007年的数值水平。而且数值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后,到 2011年又有所反弹,未能出现塑料袋含量持续下降的态势。研究者认为,“限塑令”在施行之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又没了,“或许由居民环保意识、监管力度等多方面原因造成。”
尽管这两个研究都只是局部的数据,不过说服力相信还是足够的。在一位新加坡的评论者看来,关于限塑令的效果,相关研究显示只是毁誉参半。政府认为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环境研究却发现其作用甚微。”
关键问题在于“限塑令”很难彻底执行
看来,在“限塑令”到底有没有效这个问题上,多数舆论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实际,即在超市、商场等地方成果显著,除此之外效果不甚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消费场景本身确实有很大关系,大型超市本来就方便管理、政策执行也容易到位,而且在大型超市采购量通常较多、准备也较充分,去之前往往会带上专用购物袋。而在小商品市场、路边小摊、小卖部,本身买的东西量就不大,而且往往是临时起意去买,塑料袋往往是非用不可,额外为塑料袋付款很多人就觉得麻烦了,店家往往就把免费提供塑料袋作为默认服务,价格包含在商品之内,而监管部门则很难管得到。在一篇报道中,一位店主提到,她从来没有向顾客加收过塑料袋的费用:“肯定是不环保嘛,但如果人家买一点东西,你还要加收一毛钱塑料袋,那肯定以后别人就不帮衬了。”
更重要的是,在生产环节,也很难限制住那些不可降解的超薄塑料袋。有记者采访了一位塑料制品生产厂的负责人,他回忆称,2008年“限塑令”刚出台时,销量下降十分明显,他们厂塑料袋的销售额就从六七千万下降到两三千万,但近年塑料袋的销量出现了回升,有人还拿着超薄塑料袋上门要厂子帮忙“定制生产”,而想要恢复生产“超薄塑料袋”,对于任何一家注册过的塑料制品企业“在工序上并没有难度”,有的企业就会加入到违规生产的“阵营”中去。
塑料袋零散的消费场景太多,塑料袋生产容易、监管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限塑令”确实很难彻底执行,就算实行更严厉的“禁塑令”效果也未必佳。
改变现状还是要加强公众意识
其实,在居民消费集中在大超市、塑料袋生产也能良好监管的情况下,“限塑令”这种经济手段肯定是会起到作用的。爱尔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爱尔兰自发布塑料袋税(PlasTax)之后,仅用4年就将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94%。其做法是对塑料袋设定高价,达0.15欧元,后升到0.22欧元,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不仅达到了与禁塑令相当的减塑效果,而且有力改变了消费者行为。欧盟近期也发出“限塑令”, 要求欧盟国家立即采取措施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他们对经济手段也很自信,要求到2017年将这类塑料制品的使用量减少50%,到2019年减少80%。
但在不具备欧洲这种条件的情况下,另一个相辅的手段,加强公众环保意识就非常关键了。就拿爱尔兰来说,在征收塑料袋税的同时,采取了大量的公众教育活动。每户家庭都会收到一份小册子,详细介绍了塑料袋的危害、为什么要征收塑料袋税、征得的税款将如何使用等问题。在爱尔兰,塑料袋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社会上已经形成不接受、不欢迎塑料袋的氛围。这也是爱尔兰得以成功“限塑”的关键。通过公众教育活动,让公众切实地认识到“限塑”的必要性,并且明确了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在前述周红等的论文看来,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使得少用或不用塑料袋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二是能够充分发挥公众监管的作用。公众监督的广泛性、随时性,可以有效地克服摊贩等非正规经济所具有的分散性、流动性,能够显著地降低监管的难度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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