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山东农村白庄原野上，孙美瑶的侄孙孙学思谈起他的祖宗，神色颇为自豪。如今在山东枣庄老家，孙美瑶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一张名片，只是没有人说他是“马子”(当地方言“土匪”)了。

　　一切改变源自更深层的各种政治势力和地方政府出于其自身目的而作出的评价。目前，临城劫车案依旧残留“反帝叙事”的痕迹，只是定性已悄然嬗变，甚至有些荒腔走板。这个在民国时期被舆论认为是土匪的人，如今被当地官方纳入“反帝英雄”的评价体系中。去年10月，孙美瑶的墓碑已被重新竖立起来。

　 震惊世界的火车劫案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一串射击声。”①回忆往事时，美国《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鲍威尔的笔下充满惊险。伴随着混乱的枪声，鲍威尔遭遇了民国最大的涉外案———临城劫车案。

　　时光指向了1923年5月6日凌晨，当时，鲍威尔正坐在世界联运的国际列车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上。与他一同在这辆列车上的，还有外国人数十人。

　　他们乘坐的列车，因为劫车者提前拆开了路轨，在山东临城段出轨。劫车者随后包围了列车。在一片混乱中，试图抵抗的英国人纳思满被打死，其余的部分人逃脱，剩下的人在昏暗的夜色中被驱赶到车外的田野上。

　　穿着睡衣、光着脚丫子的乘客被拉下车，他们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孩子。随后，这些人质被劫掠者驱赶着朝大本营走去。行进过程充满痛苦和紧张。每名乘客由两名劫掠者看押着行进。一行人得忍受路途的烈日、暴雨，最危险的是劫掠者的敌人的枪弹。劫掠者的敌人是正在和他们作战的官军———当时山东督军田中玉的军队。

　　被劫的人质到达了终点，劫掠者的大本营山东枣庄抱犊崮，他们被劫的消息则迅速传开，随后震惊了世界。人质共有外国人39人，被称为“洋票”，中国人71人，被称为“本票”。

　　如今的抱犊崮已是一个普通的森林公园，远离了当年兵荒马乱的喧嚣。若不是山脚下那块描述劫车事迹的石碑提醒，没有人会觉察到当年那些被本地人唤作“马子”的劫匪的痕迹。

　　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抢劫，虽然不乏掠夺行为。甚至掠夺行为本身也透露着文明的碰撞。有的劫掠者试图穿上抢到的女装，还有的将胸罩当做容器。对劫掠者来说，人质的最大价值不在于他们的女装和胸罩，而是他们的身份———外国人。虽然人质当中也有数目众多的中国人，但在当时并不被官方和舆论重视。这个忽视却成了日后各种政治势力抨击帝国主义的重要来源，并对土匪日后的政治翻身产生了重大影响。

　　劫掠者在当时被官方和舆论认为是土匪，而目前却被山东枣庄本地官方认可为“山东建国自治军”。这是当时由孙美瑶领导的一支地方势力，拥有约两千人。“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山东枣庄人孙美珠于1920年建立，在山东枣庄抱犊崮山区一带活动。孙美珠被官兵剿杀后，他的弟弟孙美瑶继任成为这一地方武装的头目。

　　性如烈火的孙美瑶本来生于小康之家，后来在当地土匪和官兵两方的逼迫之下，铤而走险成为土匪。

　　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统帅部队对孙美瑶进行围剿，具体执行者是兖州镇守使何锋钰统帅的部队等势力。到这年4月，孙美瑶军所凭依的抱犊崮已经水粮俱绝，濒临被消灭。

   在山穷水尽之际，孙美瑶等人策划了这一劫车案。1923年5月9日的《大公报》记载，“适官军围之急，遂分百数十人下山，勾结各路杆匪，围劫铁路。以为围魏救赵之计。故此次被掳之票，贼尤注意外人，意挟之可以止政府之攻击也。”②

　　“帝国主义”的交涉

　　临城劫车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驻北京外国公使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连续召集各国驻华使节，向中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限期营救外人，对死亡外人从优抚恤等。外国公使团共计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了多达10多次联席会议，发出多份外交照会。

　　这种激烈的外交照会不全是“帝国主义霸权”的体现。在1923年一年中，中国外交部登记的涉外绑架案多达92起，这样严重的治安形势不能不引起所在国的关注。

　　承受压力的不光是这些忧虑“洋票”的驻华公使，还有位于北京的中国政府。此时，北京政府上演着政争。总统黎元洪和总理张绍曾之间的府院之争激烈。远在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也有竞选总统之心。

　　公使团除了提出严重抗议外，5月9日更对北京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通牒，“所有现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时为限，须将被掳各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二十四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之巨额赔偿”。③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甚至向国务卿休士建议出兵中国。

　　当时山东督军田中玉对孙美瑶的势力力主剿灭。但北京政府在公使团的压力下主和。5月8日，北京政府议决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分别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所有肇事地点文武官员均行撤任。此举明显是做给公使团看的。

　　曹锟的势力当时对北京政局产生着重大影响。来自曹锟的电报进一步促成了主和的措施，“准外交部齐电各节，荩筹周密，务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掳旅客，再行进剿。”想圆总统梦的曹锟的想法是，“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④

　　孙美瑶劫掠的“洋票”如愿成了他们谋求解围和和平谈判的筹码。临城劫车案发生后，陆续有社会各界赶赴枣庄，参加人质的营救和谈判活动。各界的利益诉求和动机不同，但和平谈判是默认的前提。

　　5月中旬双方谈判开始。中间经过了一次谈判破裂。6月22日，孙美瑶方和政府达成了协议，围剿官兵撤回原地，孙美瑶军被改编，孙美瑶成了旅长。被掳掠的“洋票”都被释放。但中国人质直到25日才全部释放。

　　孙美瑶后于当年12月19日被山东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诱杀，死时年仅25岁。

　　扑朔迷离的幕后主使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报纸多以“匪”来称呼孙美瑶一方。但新兴的政治势力如国民党，对孙美瑶的劫车行动持默认甚至肯定态度。当时，北京政府政局混乱，批评之声迭起。孙美瑶与各种反北京政府势力的瓜葛，已使劫车一事摆脱了单纯劫掠的属性。

　　临城劫车案发生时任围剿官军营长的万伯龙后来回忆，临城劫车案发生两个月前，他所在团的第二营营长杜吉卿审问了一个叫聂成章的嫌疑犯。聂成章招认孙美瑶已被段系招抚了，听候差遣，自己是受段祺瑞安福系的差遣，去孙美瑶所在的山中送钱。⑤

　　在这场劫案中，也闪烁着日本人的影子。劫案发生后，山东连续捕获两名日本奸细，经田中玉亲自审讯得知，这些日本人是受命入抱犊崮，冒充临城劫车案肉票，以便提供日本政客要挟北京政府的口实。⑥本文开头提及的“洋票”鲍威尔回忆，“后来我听说有一些日本人，买的是从上海到北京的全程火车票，只是当这列蓝钢皮火车到达徐州府的时候，他们却利用夜晚，神秘地跳下火车去。”⑦

　　在1923年5月10日谈判开始时，孙美瑶一方已经开出了谈判条件，其中包括被改编为正规军。他们还设想了改编后划出的驻扎区，在这个驻扎区采矿发展交通。“洋票”鲍威尔在《临城劫车被俘记》中质疑，“我听了他们的这些要求，觉得这样的要求一定是外边的人为他们所设计；因为这不像是一群深山中的土匪所能想出来的主意。”⑧

    孙中山否认与之有关

　　与国民党一方的各种联系，则使得孙美瑶的劫车行动披上了革命色彩。

　　枣庄人刘子衡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了《临城劫车案如是我闻》。该文认为，孙美瑶军与枣庄籍同盟会员张聘卿等安清帮帮会人物有密切联系。孙美瑶等通过张聘卿等在上海购买武器，然后沿运河运到枣庄。孙美珠所谓“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总司令”的头衔，就是张聘卿代表孙中山委任的。张聘卿还亲自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策划。⑨

　　另外的佐证是，孙美瑶等将人质带到抱犊崮后，有几种情形的人质可以释放，其中一种是“凡是与孙中山先生的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有联系的”。

　　相呼应的是，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的重要势力，国民党的官方舆论在讨论临城劫车案时，抨击的对象都是当时的直系势力，而对孙美瑶一方的讨论则被有意淡化了。临城劫车案成了孙中山反对北京政府和直系势力等政敌的一个重要契机。

　　没有史料表明孙中山与孙美瑶的直接联系。但孙中山和国民党在谈到临城劫车案时，关于对孙美瑶的评论都被对北京政府的抨击所替代。

　　1923年5月15日，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论临城劫车案时，称临城劫车案的祸魁是吴佩孚。

　　5月24日，中国国民党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希望各国立即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希望各友邦对于北京政府之承认，立予撤销，并予中国人民以另行建设一全国公认之政府之机会。”⑩

　　1923年6月29日，孙中山发表《大元帅对外宣言》，谈到临城劫车案的时候，矛头所指的是北洋政府，并非孙美瑶一方，“试观临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民，颟顸偾事(指糊涂败事)为何如耶？”

　　抱犊崮的山脚下所立的代表山东枣庄本地官方口径的《山东建国自治军碑记》碑文，则断然认定孙美瑶与孙中山一方的联系，“为保存实力，迎接北伐，仿尺蠖之曲，美瑶招安委新编旅长。”

　　“虽然他们都试图利用这个事件，但孙中山和日本政府都没有卷入临城劫车案中。”英国土匪问题研究学者、日本桃山学院大学教授贝思飞告诉南都记者。

　　国民党在临城劫车案中的态度也迎合了当时的舆论。1923年5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称，“‘北庭所属的兵就是匪，北庭和甚么巡阅使督军等就是匪首，’这种觉察，从今以后，在各友邦底脑府中，越发鲜明，并且已经直呼出来了。”

　　“反帝”情绪下的言说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临城劫车案的讨论，则停留在抨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意识形态框架内。

　　陈独秀在《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中提到：“即此这件小事，便可以将帝国主义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阴谋与骄横完全暴露出来；同时也可以将中国军阀、资产阶级(政党及上海商会)、知识阶级(新闻界)之懦弱与媚外的心理完全暴露出来。”

　　瞿秋白在文章《文明的列强·野蛮的中国》说：“不攻击列强的野蛮，真是怪事”，“好像说‘我们请你们文明的外国人来做中国政府吧。’”

　　那时，反帝的情绪全国弥漫，已经掩盖了临城劫车案劫掠的属性。对外国人不满的激愤情绪也体现在鲁迅那里。在杂文《灯下漫笔》中，鲁迅写道，“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

　　这些带有激愤情绪的抨击有其现实根源。与“洋票”命运迥异的“本票”被疏忽的命运，很容易让人将北京政府的作为与“媚外”勾连。1923年第20卷第11号《东方杂志》提到，“而六月二十四日新掳华票十五名始得偕吴长植一同出险，至所剩旧票四十余名，已被留山中自三年以至一年，此刻更无人顾问了。”

　　1926年12月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则对临城劫车案进行了直接的定性：“然而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

　　孙美瑶一方在这次定性中成为“革命的团体”，这已为他及山东建国自治军后来的政治翻身奠定了基调。

    土匪翻身变“英雄”

　　如同许多名人的墓冢一样，在“文革”中，孙美瑶的坟墓遭受了破坏。孙美瑶的侄孙孙学思(孙美瑶之兄孙美章之孙)现住在孙美瑶的故乡白庄。孙学思告诉南都记者，“文革”后期，当地乡政府派人平了孙美瑶的坟地。

　　“文革”过后，官方评价的转机发生在1996年。该年10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来到枣庄，考察了抱犊崮，认为对临城劫车案“要重新认识”。

　　1996年12月19日，在枣庄举行了“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案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枣庄市委、枣庄市政协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天津、济南等地的学者。次日下午，枣庄市时任政协主席王允琳做了长达12000字的发言，将孙美瑶的部队定性为，“二十年代初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中国北方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有直接联系的，以反帝和反北洋政府统治为主要目标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革命团体”。这一定性回应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对临城劫车案的定性。

　　1997年12月28日，一块纪念“山东建国自治军”的石碑立在了抱犊崮的山脚下。这块石碑由枣庄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承办，碑文认为，孙美瑶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其反封建抗暴政反帝爱国精神足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

　　作为参照，民国时期的几大著名土匪，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一些学者描述为“农民领袖”。

　　国内著名史学期刊《近代史研究》在1985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名为《老洋人起义》的文章，将民国著名土匪“老洋人”张庆的经历评价成农民起义。另一位著名土匪白朗为袁世凯主政时期的农民领袖，在当时被认作土匪。 “在河南，有一块类似的关于白朗的纪念碑。像孙美瑶一样，白朗现在被认为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土匪。”英国土匪问题研究学者、日本桃山学院大学教授贝思飞对南都记者说。

　　如今在孙美瑶的故乡白庄，还保存着孙美瑶当年修建的孙家大院的大门，用石头垒砌而成。这个大门已被当地政府列为保护性建筑。山东枣庄山亭区凫城乡政府官方网站上，孙美瑶故居被列为旅游点之一。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民国土匪问题研究专家徐有威告诉南都记者，“当地把孙美瑶变为英雄，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的目的，起码可以兴旺本地的旅游业。在河南的白朗故乡，情况一模一样。土匪和英雄阶段性的转化，在中国现代史上是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唯一确定的是，在民国最著名的劫车案中，土匪最后“消失”了。

　　注释

　　①《民国匪案洋人亲历记》，第2页

　　②1923年5月9日大公报第2页，《津浦路归客谈》

　　③《临城劫车案纪事》，第90页

　　④同上书，第104页

　　⑤同上书，第238页

　　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629页

　　⑦《临城劫车案纪事》，第155页。

　　⑧《临城劫车被俘记》，第189页

　　⑨《枣庄市志》，第1746页

　　⑩《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634页。(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51页

　　1923年5月10日民国日报第2版

　　《向导》第二十六期，《临城劫车案纪事》第2页

　　同上

　　漓江出版社出 版《鲁迅杂文精编》，第101页

　　《东方杂志》第20卷第11号，《临城劫车土匪收抚成功》，第6页

　　参考资料

　　1 .《临城劫车案纪事》(陈无我，1923年出版)

　　2 .《临城劫车案纪事》(陈无我原辑，史实整理，岳麓书社1987年版)

　　3.1923年《东方杂志》

　　4.1923年《大公报》

　　5 .1923年上海《民国日报》

　　6 .《山东建国自治军碑记》碑文(立于抱犊崮山脚)

　　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台北1979年版)

　　8 .《抱犊豪杰》(许志强，1998年版)

　　9 .《民国时期的土匪》(贝思飞，上海人民出版社)

　　10 .《我和土匪在一起的日子：民国匪案洋人亲历记》(徐有威，贝思飞编，团结出版社)(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1 1 .《枣庄市志》(中华书局，1992年版)

　　12 .《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汪朝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01期)

　　13 .《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中华书局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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