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电令

　　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让其“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

2011年6月13日，石阡党员干部在龙塘镇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经过数日的秘密准备后，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率第17、第18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通过敌人封锁线开始西征。8月12日，红六军团在湖南桂东寨前圩召开誓师大会，并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任弼时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兼第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龙云任第18师师长。

　　这是一个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均在30岁以下，其中，任30岁，萧和王均只有26岁。

    2011年年6月13日，石阡县在甘溪乡烈士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纪念死难烈士

　　此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并未对红六军团明示西征的真实意图，其实，该军团还肩负了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秘密任务。此外，红六军团也不知道红三军的具体位置，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黔交界处一带活动。

　　实际上，当年（1934年）5月，夏曦、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由湘鄂西苏区转战至沿河，之后建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苏区范围涵盖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的部分区域，苏区的“心脏”则在沿河铅厂、土地湾一带。

　　随即，国民党调集湘、桂、黔军对红六军团实施重兵围堵，红军选择实力较弱的黔军作为突破口冲出包围圈，摆脱敌人。10月1日，红军占领黄平旧州，并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的法文地图，传教士薄复礼连夜将其翻译成中文交给萧克，这名洋人还被要求留在军中，并参加了后来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薄复礼于1936年4月在昆明被释放，萧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回国后，他还著文回忆与红军度过的难忘时光。

　　也是在这一天，红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求向江口一带前进，继续执行向湘西、湘西北发展的任务。

　　1934年10月3日，中革军委再次电令：桂敌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电令，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转移。

　　4日，红六军团占领了瓮安猴场(现草塘)，拟西渡乌江。但两次接到军委向东往江口方向前进的电令，其中一则为：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应即向江口前进，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5日，红六军团即掉头东进。行军序列为前卫由李达率17师49、50、51团，中间是军团部、通讯连、侦察连、红校及18师53团；后卫是18师直属部及52团。

　　实际上，此时桂敌不但未南移，敌人还准确判断红军不会西渡乌江，会走近路经余庆、石阡到印江去同红三军会合。于是，加紧部署“会剿”，星夜向石阡地区调动部队：以湘桂两军主力进至镇远与石阡间的大地方一带拦截，另以桂军第24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和黔军一部，由南向北压迫红六军团，企图将红军聚歼于石阡地区。

　　而红六军团对敌军的联合作战计划没有察觉，仍继续东进。6日，红六军团前卫进至石阡县走马坪(现为聚凤)、国荣、扶堰一带。而湘敌李觉此时率6个团、桂敌廖磊率9个团向甘溪方向扑来。

红二、六军团1936年长征过石阡时留下的标语。

　　  遭遇战

　　1934年10月7日凌晨，红军继续东进，计划当天在甘溪休息，利用晚上越过石阡、镇远大道进入江口。

　　上午10时，红军前卫51团3营营长周球保到达甘溪集镇东街头，派出便衣侦察。随后，49、51、50团也陆续抵达，昼夜行军、转战多日的红军早已疲惫不堪，一到就开始号房分配各部宿营地，后勤也在街上埋锅造饭。大家都想在此利用这个难得的时间好好休息一天。

　　然而，巨大的危险接踵而至。

　　此时，桂敌19师前哨已至距甘溪两公里处的平望一带。当红军的两个尖兵在这里发现几个穿黄色衣服的敌侦察兵后，即返回集镇隐蔽在街头碾房处，抓获了其中两名桂军士兵。

　　随后，操着广西土话的俘虏顿时让周球保惊呆了：原来自己已身处桂敌包围中！这个后来改名为周仁杰的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官至解放军海军副司令，每每回忆起这幕场景时仍不寒而栗。

　　周球保马上命令将俘虏送往军团部，命令队伍隐蔽。

　　但一切似乎又都是幻觉。除了看到几个敌兵外，没有再看见敌人的大部队，俘虏送上去有好一会，军团部也未迟迟不下作战命令。

　　1983年4月，周球保重返甘溪祭奠死难战友。他回忆说：“我们吃完饭，不到一小时，敌人到了街头干河沟上的木桥边。”

　　战斗打响，敌人越来越多。周球保命令两个连火速布置阵地，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一个高地。在四面环山的甘溪街上，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红51团团部部分士兵抢占了南街的青龙嘴高地，红50团则抢占了洋东坳高地，掩护镇上的49团与51团，并撕开了敌合围圈的一道口子。

　　敌军占领了白虎山和群宝山一线高地，并以强大的火力掩护，分两路向红军阵地进攻。西路敌军利用河沟掩护，隐蔽接近红军，并袭占了红49团第一营的前沿阵地，切断了红51团同军团主力部队的联系；东路敌军也潮水般地向甘溪街压过来。

　　红51团在失去团指挥机关的情况下艰苦奋战，坚决顶住了正面敌军的进攻。

　　直到这时，红六军团主力仍未知甘溪战斗的具体情况。

　　当红军在青龙嘴的阵地遭敌人火力压制后，前卫指挥员李达率机枪连和49、51两团团部400人，由甘溪东面的杜垴山高地，向石阡大地方(现属镇远)转移。

　　在东街防守正面之敌的51团英勇抗敌。一名红军战士负伤，忍痛埋伏于刺蓬中，当敌逼近时，他突然奔向敌群拉响了仅有的两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桂敌正面进攻受阻后，即以其主力分两路向龙角屯和洋东坳迂回，企图侧击运动中的红军主力。由于军团很久弄不清前面的具体情况，一时难以下统一的决定。直到发现敌人迂回时，才派出红校及53团部分队伍抢占龙角屯和老菜土抗击敌人，在他们的掩护下，军团主力部队杀出重围向东南大地方转移。

　　随后，红50团在团长郭鹏和政委彭栋才率领下接替了红校的任务，掩护红51、红49团和红校转移，完成任务后也撤出阵地，向主力行进方向转移，其间，从一座年久失修的水槽通过，水槽断裂，敌人趁机扫射，100多人光荣牺牲。

　　周球保回忆说：“我们下午5点开始撤退，当时还有太阳，找了一个老乡带路爬山，爬了一个晚上，天亮下不了山，把牲口扔了。第二天才到大地方吃早饭。”

　　红军后卫也得军团命令随主力行动。

　　当夜幕降临后，甘溪之战结束。第二天，贵州军阀王家烈派人挑来茅台酒和猪肉来到甘溪，慰问取胜的桂军。

　红二、六军团1936年1月长征经过石阡，曾在这里举行文艺联欢晚会。

　　转战四县 突出重围

　　甘溪失利，红军损失惨重，被敌人截为三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中，形势异常险恶。被迫转战于施秉县、镇远、石阡、余庆一带的高山密林中。

　　在大地方，红50团和51团整编为51团，周仁杰升任团参谋长，开始了转战。 

　　鉴于情况十分危急，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首长于10月10日决定，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

　　这一地区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极差，部队无法得到粮食和物资补给，往往一天连一餐饭也吃不上，许多战士赤着脚行军、作战，加之疾病侵袭，部队减员极大。

　　12日，红军主力和红18师52团与敌周旋，复经石阡走马坪向本庄进发，计划从河闪渡渡过乌江，遭黔敌堵截，未果。次日，红军进至瓮溪(今属思南)、龙塘一带宿营，计划从板桥(现属思南)渡过石阡河。14日，当前卫52团在师长龙云带领下到板桥后，湘敌已经在此堵截。

　　15日，红六军团主力在朱家坝宿营，而前卫52团与黔敌李成章部接火，湘、黔敌增援阻截，由于无法冲破敌人强大的防线，军团主力决定于当晚午夜南撤白沙向甘溪方向转移。于是，52团奉命由前卫改为后卫。

　　就在这天，在甘溪战斗中首先突出重围的李达部辗转到了黔东根据地的沿河水田坝，找到了红三军。次日，贺龙即率部前往印江方向接应红六军团。

　　10月16日拂晓，红六军团主力全部撤离，突破了敌人的拦截，于17日上午7时重抵甘溪，顺利向前开进。将近黄昏，敌人发现了红军主力，兵分两路企图夹击，红军利用夜色掩护顽强抵抗。

　　当晚10时左右，军团主力在马桑坪一猎户的引领下，找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绝路，在天亮前冲出了绝境，通过了石镇大道，向江口、印江方向大步前进。

陈德昌说，父亲和战友当年就是从这里（石阡龙塘困牛山）跳崖的。

　　困牛山壮歌

　　1934年10月16日，52团在朱家坝完成断后任务后，准备沿主力南撤路线急速追赶部队。当晚，在集中队伍即将出发时，突被湘黔之敌包围，复与敌激战。

　　17日晨，龙云率52团突出重围，但敌人紧追不舍。红军找了一位向导李根贤(后据查为乡公所文书)带路，拟前往川岩坝去思南渡江。该人将红军带到黑滩河、困牛山一带，遭到湘、黔庞大敌人的包围。

　　困牛山因形如一头卧的牛而得名，三面临黑滩河，两面悬崖峡谷，四周高山环绕。

　　此时，红52团已是险象环生。湘军唐伯寅团和独立32旅胡达部以及龙塘民团紧追不舍，黔军柏辉章部会同王天锡部于困牛山一线拦截，周光荣民团亦凭借黑滩河峡谷进行阻击。

　　400余名红军且战且退至困牛山上，与敌浴血奋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师长龙云带领200余人顺着河谷成功突出重围。而剩余红军因寡不敌众，很多集体跳崖，大部分英勇牺牲。有的红军被屠杀，团长田海清也惨遭杀害。

　　师长龙云率部追赶主力，途中在岑巩龙田受伤被俘，后被王家烈派人押至长沙，遭湖南军阀何健杀害，年仅30岁。其余官兵亦在沿途的战斗中牺牲或失散。

　　困牛山跳崖幸存者黄通帮后来回忆说：在朱家坝时，他们误用桐油拌饭，很多官兵严重腹泻，战斗力下降。

　　2006年3月，记者来到困牛山边一寨子中，采访了98岁的老人蔡应举，他当时是当地惟一健在的困牛山战斗见证人。前几年，老人已去世。

　　老人当时说：当天他们在附近山坡上干活，突然听到枪声，然后就看到红军被国民党部队追到困牛山上，有路的三面都是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人，而另一面是悬崖。红军无路可走，很多人跳崖，第二天我们去看，人死了一坡，有一名红军战士屁股插在悬崖的树桩上，死得非常惨。也有几百红军被俘，晚上关在寨子里。”

　　跳崖的幸存者、被当地群众收养的红军陈世荣和李国兵清楚地记得，跳崖红军中只有18人被山腰藤条树枝挂住，被老乡救起，才得以幸存。

　　今年6月13日，陈世荣的儿子陈德昌说：“听父亲说，当时跳崖的红军共有170多名。”

     铜仁地区“重走老区路﹒推动新跨越”火把传递在石阡举行，图为共青团员代表在传递火把。

     青山作证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而彼时，她的先遣队正在石阡的崇山峻岭里奋战。

　　10月18日，红六军团向中革军委发电报告突出包围的消息。10月24日，主力终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称号)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

　　甘溪战役是红六军团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斗。出发前，她们的人马有9700人，而经此一役，仅存3300人。

　　至此，红六军团西征历时80余天，行程5000余公里，顺利完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甘溪之战，让涅槃重生的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实现了会师，诞生了红二方面军，从而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更为宝贵的是：血的教训，让后来大致沿着红六军团西征路线长征的中央红军，放弃了与红二方面军湘西会师的打算，改为西渡乌江。

   甘溪遭遇战留给人很多疑问。比如，中革军委为何不据前线实情，而采信谍报电令东进？再比如，红六军团前卫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何迟迟未作相应反应。《长征》作者王树增用甘溪之战作为该书的开篇，他称：“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征来到石阡，并在此进行休整。这块曾经让他们悲痛的土地，让他们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

　　甘溪没被遗忘。解放后，政府修建了烈士纪念碑。上世纪80年代初，周仁杰、晏福生、张平化、张铚秀等经历甘溪战役的开国将军分别重访了甘溪，其中，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周仁杰还找到了当年为红军带路的刘光荣的家人，后来，两家三代人还继续往来。

　　2008年，石阡县投入30万元修建了“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萧克将军题写碑名，张铚秀、陶汉章等多位老将军题字、题词。此外，还投入1500万元改建了一条通往困牛山的红色旅游路，共计30公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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